决定不再逃避，并不意味着前路就会自动显现光明。对于张艳红而言，横亘在面前的第一道、也是最现实的一道坎，是生存。那封法院传票上冰冷的数字，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虽然赔偿的追索和执行尚需时日，但眼下的房租、水电、一日三餐，这些最基本的需求，像细密的小针，不断刺痛着她已然紧绷的神经。她不能再坐吃山空，不能再依赖那点可怜的积蓄。她必须找到一份工作，一份能让她在这个城市里，像最低等的生物一样，继续苟延残喘下去的工作。
然而，找工作对她而言，不啻于一场酷刑。曾经的“丽梅时尚”高管，手握重要资源，如今却成了行业内的“黑名单”人物，背负着“泄露商业机密”的恶名。哪怕是不那么正规的小公司，稍微做点背景调查，或者听到风声，就足以将她拒之门外。大公司、正规企业，她想都不敢想。她能瞄准的，只有那些规模极小、管理松散、或许根本不做严格背景调查的微型企业，或者是一些对学历、经验要求极低、流动性极大的底层岗位。
她找出那个旧行李箱里的硬壳文件夹，翻出那份曾经让她骄傲、如今却让她感到无比讽刺的简历。彩色的证件照上，那个笑容自信、眼神明亮的“张经理”，此刻正无声地嘲笑着眼前这个苍白憔悴、眼神躲闪的女人。她拿起一支最便宜的圆珠笔，对着那份简历，发了好一会儿呆。
最终，她找出一张空白的A4纸，开始重新撰写。学历，无法更改，那是她仅存的、无法被剥夺的硬通货之一，虽然名校光环在眼下境况中显得有些可笑。工作经历一栏，她咬着笔杆，犹豫了很久。最终，她隐去了“丽梅时尚”的名字，只模糊地写成“某中型服饰企业”，职位也降格为普通的“行政主管”，工作内容只笼统地提及日常行政协调、文档管理等基础事务，所有涉及核心项目、商业决策的履历，全部删除。她将自己的职业经历，简化、淡化，包装成一个看似有些经验、但因“个人原因”离职、寻求稳定基础岗位的普通求职者。
每一处删改，每一次对过往的刻意掩盖和降格，都像用小刀在心上凌迟。她清晰地知道，自己正在亲手阉割自己的历史，将那个曾经努力奋斗、也的确获得过一些成绩的自己，变得面目模糊，平庸不堪。但这是生存的需要，是她在背负污名的情况下，能够争取到一丝机会的唯一方式。耻辱感如影随形，但她强迫自己继续。老工人的话在耳边回响：“摔得鼻青脸肿……咬咬牙……” 现在，就是“咬咬牙”的时候，哪怕咬出血，也要把这份屈辱的简历写完。
她在网上搜寻那些位于城市边缘工业区、或者藏在老旧写字楼角落里的微小公司招聘信息。那些招聘启事往往写得简单粗暴，对学历经验要求宽泛，甚至直言“能吃苦、稳定即可”。文员、前台、行政助理、数据录入员……这些她曾经看都不会多看一眼的基层岗位，如今成了她可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她挑了几家看起来稍微“正规”一点（至少有个固定电话和地址）的，用手机拍下那份手写的、字迹工整却透着一股小心翼翼气息的简历，通过邮件，或者按照地址邮寄出去。每发出一份简历，都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赌博，赌对方不会深究，赌自己的“伪装”能够过关，赌命运能给她这个“罪人”一次最卑微的、从头爬起的机会。
等待是煎熬的。几天过去，大部分邮件石沉大海，了无回音。偶尔有一两个电话，对方简单询问几句，听到她目前是“待业状态”，询问离职原因时，她只能含糊地说是“个人发展原因”或“家庭因素”，对方往往就礼貌地挂断了，再无下文。她能感觉到电话那头语气中的怀疑和敷衍。
就在她几乎要再次被绝望吞噬，怀疑自己连一份最底层的工作都无法获得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那是一个听起来有些疲惫的中年女声，自称姓王，是“宏达商贸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们正在招聘一名办公室文员，工作地点在城北一个老旧的批发市场附近，主要工作是接听电话、收发快递、整理文件、做一些简单的数据录入和表格制作，薪水微薄，但“朝九晚五，周末双休（忙时需加班）”。
“你的简历我们看了，条件……还算符合。” 王女士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一丝公事公办的平淡，“虽然你之前的职位是‘主管’，但我们这里文员工作比较琐碎基础，薪资待遇也跟以前没法比，你能接受吗？”
然而，找工作对她而言，不啻于一场酷刑。曾经的“丽梅时尚”高管，手握重要资源，如今却成了行业内的“黑名单”人物，背负着“泄露商业机密”的恶名。哪怕是不那么正规的小公司，稍微做点背景调查，或者听到风声，就足以将她拒之门外。大公司、正规企业，她想都不敢想。她能瞄准的，只有那些规模极小、管理松散、或许根本不做严格背景调查的微型企业，或者是一些对学历、经验要求极低、流动性极大的底层岗位。
她找出那个旧行李箱里的硬壳文件夹，翻出那份曾经让她骄傲、如今却让她感到无比讽刺的简历。彩色的证件照上，那个笑容自信、眼神明亮的“张经理”，此刻正无声地嘲笑着眼前这个苍白憔悴、眼神躲闪的女人。她拿起一支最便宜的圆珠笔，对着那份简历，发了好一会儿呆。
最终，她找出一张空白的A4纸，开始重新撰写。学历，无法更改，那是她仅存的、无法被剥夺的硬通货之一，虽然名校光环在眼下境况中显得有些可笑。工作经历一栏，她咬着笔杆，犹豫了很久。最终，她隐去了“丽梅时尚”的名字，只模糊地写成“某中型服饰企业”，职位也降格为普通的“行政主管”，工作内容只笼统地提及日常行政协调、文档管理等基础事务，所有涉及核心项目、商业决策的履历，全部删除。她将自己的职业经历，简化、淡化，包装成一个看似有些经验、但因“个人原因”离职、寻求稳定基础岗位的普通求职者。
每一处删改，每一次对过往的刻意掩盖和降格，都像用小刀在心上凌迟。她清晰地知道，自己正在亲手阉割自己的历史，将那个曾经努力奋斗、也的确获得过一些成绩的自己，变得面目模糊，平庸不堪。但这是生存的需要，是她在背负污名的情况下，能够争取到一丝机会的唯一方式。耻辱感如影随形，但她强迫自己继续。老工人的话在耳边回响：“摔得鼻青脸肿……咬咬牙……” 现在，就是“咬咬牙”的时候，哪怕咬出血，也要把这份屈辱的简历写完。
她在网上搜寻那些位于城市边缘工业区、或者藏在老旧写字楼角落里的微小公司招聘信息。那些招聘启事往往写得简单粗暴，对学历经验要求宽泛，甚至直言“能吃苦、稳定即可”。文员、前台、行政助理、数据录入员……这些她曾经看都不会多看一眼的基层岗位，如今成了她可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她挑了几家看起来稍微“正规”一点（至少有个固定电话和地址）的，用手机拍下那份手写的、字迹工整却透着一股小心翼翼气息的简历，通过邮件，或者按照地址邮寄出去。每发出一份简历，都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赌博，赌对方不会深究，赌自己的“伪装”能够过关，赌命运能给她这个“罪人”一次最卑微的、从头爬起的机会。
等待是煎熬的。几天过去，大部分邮件石沉大海，了无回音。偶尔有一两个电话，对方简单询问几句，听到她目前是“待业状态”，询问离职原因时，她只能含糊地说是“个人发展原因”或“家庭因素”，对方往往就礼貌地挂断了，再无下文。她能感觉到电话那头语气中的怀疑和敷衍。
就在她几乎要再次被绝望吞噬，怀疑自己连一份最底层的工作都无法获得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那是一个听起来有些疲惫的中年女声，自称姓王，是“宏达商贸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们正在招聘一名办公室文员，工作地点在城北一个老旧的批发市场附近，主要工作是接听电话、收发快递、整理文件、做一些简单的数据录入和表格制作，薪水微薄，但“朝九晚五，周末双休（忙时需加班）”。
“你的简历我们看了，条件……还算符合。” 王女士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一丝公事公办的平淡，“虽然你之前的职位是‘主管’，但我们这里文员工作比较琐碎基础，薪资待遇也跟以前没法比，你能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