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走到街口，拦了辆黄包车：“去码头。”
车夫拉着车一路小跑。余则成靠在车座上，闭着眼。他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也知道这一去，就回不了头了。
到了码头，他买了明天最早一班去澎湖的船票。票揣进怀里，他站在码头边，看着蓝蓝的海面。
海天连成一片，分不清哪儿是海，哪儿是天。
就像他现在走的这条路，往前是深渊，往后也是深渊。
没有退路。
礼拜天早上六点，余则成就到了码头。
天刚蒙蒙亮，候船室里人不多，余则成找了个角落坐下，公文包放在腿上。
七点二十，开始检票。
余则成上了船，进了二等舱。舱里就他一个人，他把门反锁了，躺在床上。
船开了，柴油机突突突响，震得床板发颤。
余则成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什么都没想。
不能想。一想就会犹豫，一犹豫就会坏事。
船在海上摇了三个多小时，中午十一点，靠岸澎湖码头。
余则成下船时腿有点软，扶了把栏杆才站稳。海风很大，吹得他衣服哗哗响。
他在码头边的小摊上吃了碗面，然后问摊主：“看守所怎么走？”
“往西，过两个路口就是。”摊主打量他一眼，“先生是来探监？”
“访友。”余则成丢下钱，拎起公文包走了。
看守所离码头不远，走路十五分钟。余则成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观察周围。窄窄的街道，低矮的平房。
走到看守所大门外，他停下脚步，整理了一下衣服。
灰色高墙，铁丝网，大铁门紧闭。门边挂着牌子：“台湾澎湖看守所”。
余则成深吸一口气，走到岗亭前。
哨兵从窗口探出头：“干什么的？”
“保密局台北站，余则成。”他掏出证件，“找陈所长。”
哨兵接过证件看了看，又抬头打量他，这才拿起电话。
几分钟后，铁门开了个缝。
陈大彪迎出来。这人五十出头，个子不高，但很壮，皮肤黝黑，穿着旧军装，领口敞着。
“余副站长！稀客稀客！”陈大彪老远就伸出手，笑容满面，“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临时决定的。”余则成跟他握手，“来澎湖散散心，顺路来看看陈所长。”
“散心？来澎湖散心？”陈大彪愣了一下，随即又笑开了，“好好好，散心好！来来来，办公室说话，办公室说话！”
所长办公室在二层小楼里。屋子不大，摆着旧办公桌、藤椅、铁皮文件柜。墙上挂着蒋介石像。
陈大彪关上门，拉上窗帘，这才压低声音问：“余副站长，您这次来……是？”
余则成没急着回答。他走到窗前，掀开窗帘一角往下看，院子里，几个犯人正在放风，排着队绕圈走，脚镣哗啦哗啦响。
“陈所长这儿……条件挺艰苦啊。”余则成转过身。
“可不是嘛！”陈大彪赶紧倒茶，“这鬼地方，鸟不拉屎。我在岛上待了八年，老婆孩子在台北，一年见不了两回面。”
他说着说着，眼圈居然红了。
余则成看在眼里，心里有数了。
“想调回台北？”他问。
陈大彪重重点头：“做梦都想！余副站长，不瞒您说，我托了多少关系，花了多少钱，可就是调不回去。上面没人说话，难啊！”
余则成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陈所长，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帮个忙。”他放下茶杯。
陈大彪立刻挺直腰板：“您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无二话！”
余则成身子往前倾了倾，声音压得极低：“明天，你们这儿要来个新犯人。姓刘，叫刘耀祖。”
陈大彪脸色变了变：“刘耀祖？是原来台北站那个行动处长？”
“对。”余则成点头，“判了五年。”
“那……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余则成盯着他的眼睛，“刘耀祖这个人，在台北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这人要他‘消失’。在看守所里‘消失’，神不知鬼不觉。”
屋里死一般寂静。
陈大彪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喉结上下滚动，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余则成不急，就这么看着他。
过了足足一分钟，陈大彪才开口，声音发颤：“余副站长，这……这可是杀头的罪啊……”
“所以得做得干净。”余则成说，“突发急病，或者跟其他犯人冲突，办法多得是，你是行家。你们这儿每年都死犯人，不多他一个。”
陈大彪掏出手帕擦汗，手抖得厉害：“可是……万一查起来……”
“查什么？”余则成冷笑，“谁会为一个已决犯大动干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