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晚秋站在卧室中央，手心里的平安符已被汗水浸湿。房间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挂钟的滴答声机械而执着，提醒她时间的流逝。
“穆晚秋。”她对着玻璃上的倒影说，声音轻得像叹息。
窗外，维多利亚港的灯火如星河倒悬。这是香港，1951年的香港，与她熟悉的天津、北京全然不同的世界。三天前，她以“海棠”的身份抵达这里，带着新的身份和新的使命。
衣柜里挂满了真丝旗袍，藕荷色绣梅花的，墨绿色镶金边的，绛紫色滚银边的。梳妆台上摆着法国的香水，英国的面霜，美国的唇膏。这些都是组织为她准备的道具，用来装扮一个叫做“穆晚秋”的女人。
她取出一件藕荷色绣花睡衣，走进浴室。热水冲刷着身体，也冲刷着过去的痕迹。镜子里水汽氤氲，人影模糊。她想起在北京文化局的宿舍，那张硬板床，那个烧煤的炉子。
擦干身体，她坐到梳妆台前，打开那支正红色口红。颜色浓郁得像血。她对着镜子涂抹。
“像吗？”她轻声问。
没有人回答。
她擦掉，重新涂了一遍。这次好多了。
第二天早晨七点，穆晚秋准时醒来。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木地板上划出一道道光痕。她洗漱，化妆，穿上浅灰色旗袍，外搭米白色针织开衫，头发梳成发髻，别上珍珠发簪。
镜子里的人完全变了。不再是穿列宁装、梳麻花辫的女干部，而是一位温婉优雅的香港太太。
九点整，陈子安准时出现。车子驶下山道，香港的早晨热闹非凡，报童叫卖报纸，黄包车夫在车流中穿梭，茶餐厅里飘出奶茶和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先去梁家。”陈子安说，“梁太太和家慧在等您。”
梁家住在跑马地的一栋三层洋房里。车子驶进铁门，一个穿着旗袍的中年妇人快步迎上来：“晚秋！你可回来了！”
这就是梁太太，圆脸，慈眉善目，说话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她握着穆晚秋的手不放：“瘦了，是不是在英国吃不惯？”
这时，一个小女孩扯了扯穆晚秋的衣角：“穆老师。”
女孩六七岁模样，扎着两个羊角辫，眼睛又大又亮。穆晚秋蹲下身，柔声说：“家慧长高了。”
“穆老师，你还会教我弹琴吗？”
“当然会。”
客厅里，三角钢琴立在落地窗前。家慧拉着穆晚秋往钢琴边走：“穆老师，我现在就弹给你听！”
孩子的手指在琴键上跳跃，虽然稚嫩，但每个音符都认真。穆晚秋坐在她身边，看着这个“教了两年”的学生，心里涌起复杂的情感。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但她必须把这些当作真的。
一曲弹罢，家慧期待地看着她。
“弹得很好，”穆晚秋由衷地说，“节奏很稳，感情也到位。”
女孩开心地笑了，扑进她怀里。
午饭时，梁太太不停给穆晚秋夹菜：“对了，后天晚上在家里办个晚宴。”
第三天下午，陈子安带穆晚秋去看秋实贸易公司。办公室在皇后大道中一栋五层高的洋楼里，墙上挂着约翰·卡明斯的照片，浅棕色头发，蓝眼睛，温和地微笑着。
“公司主要做茶叶和丝绸出口，”陈子安递过账本，“有三个可靠职员。等您和卡明斯同志‘结婚’后，会以老板娘身份正式见他们。”
傍晚，穆晚秋换上墨绿色丝绒礼服。六点半，门铃响了。
门外站着约翰·卡明斯。他比照片上更高些，四十出头，穿着剪裁合体的灰色西装，手里拿着一束百合花。
“晚秋。”他说，中文带着英伦腔调。
穆晚秋露出恰到好处的笑容：“约翰。”
卡明斯走进来，将花递给她：“送给你的。”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们像排演话剧般梳理虚构的过往，在梁家晚宴的初遇，浅水湾的约会，太平山顶的求婚。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梁家的晚宴上。”卡明斯说，“那天你穿了一件浅蓝色绣玉兰的旗袍，弹的是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
穆晚秋点头：“是的。你说这首曲子让你想起了伦敦的雨夜。”
“然后我开始频繁去梁家做客，名义上是和梁先生谈生意，其实是为了听你弹琴。”卡明斯继续说，“一个月后，我邀请你去浅水湾吃饭。你有些犹豫，因为觉得我们认识时间太短。”
“但梁太太鼓励我去。她说你是个正派人。”
“求婚是在二月。”卡明斯的声音变得柔和，“我带你去太平山顶看夜景。那天很冷，我给你披上我的外套。在山顶的观景台，我拿出戒指，问你是否愿意嫁给我。你哭了，点头说愿意。”
穆晚秋闭上眼，把这些场景在脑海里具象化。她必须让这些画面鲜活起来，像真的发生过一样。
“这不是演戏，晚秋同志。”卡明斯严肃地说，“这是战斗。”
梁家的晚宴上，穆晚秋挽着卡明斯的手臂，微笑着应对每一位客人。水晶吊灯洒下温暖的光，长桌上摆满精致的菜肴。
“这位就是卡明斯先生，晚秋的先生。”梁太太热情地介绍，“他们是在我这里认识的，我算是半个媒人呢！”
“穆晚秋。”她对着玻璃上的倒影说，声音轻得像叹息。
窗外，维多利亚港的灯火如星河倒悬。这是香港，1951年的香港，与她熟悉的天津、北京全然不同的世界。三天前，她以“海棠”的身份抵达这里，带着新的身份和新的使命。
衣柜里挂满了真丝旗袍，藕荷色绣梅花的，墨绿色镶金边的，绛紫色滚银边的。梳妆台上摆着法国的香水，英国的面霜，美国的唇膏。这些都是组织为她准备的道具，用来装扮一个叫做“穆晚秋”的女人。
她取出一件藕荷色绣花睡衣，走进浴室。热水冲刷着身体，也冲刷着过去的痕迹。镜子里水汽氤氲，人影模糊。她想起在北京文化局的宿舍，那张硬板床，那个烧煤的炉子。
擦干身体，她坐到梳妆台前，打开那支正红色口红。颜色浓郁得像血。她对着镜子涂抹。
“像吗？”她轻声问。
没有人回答。
她擦掉，重新涂了一遍。这次好多了。
第二天早晨七点，穆晚秋准时醒来。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木地板上划出一道道光痕。她洗漱，化妆，穿上浅灰色旗袍，外搭米白色针织开衫，头发梳成发髻，别上珍珠发簪。
镜子里的人完全变了。不再是穿列宁装、梳麻花辫的女干部，而是一位温婉优雅的香港太太。
九点整，陈子安准时出现。车子驶下山道，香港的早晨热闹非凡，报童叫卖报纸，黄包车夫在车流中穿梭，茶餐厅里飘出奶茶和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先去梁家。”陈子安说，“梁太太和家慧在等您。”
梁家住在跑马地的一栋三层洋房里。车子驶进铁门，一个穿着旗袍的中年妇人快步迎上来：“晚秋！你可回来了！”
这就是梁太太，圆脸，慈眉善目，说话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她握着穆晚秋的手不放：“瘦了，是不是在英国吃不惯？”
这时，一个小女孩扯了扯穆晚秋的衣角：“穆老师。”
女孩六七岁模样，扎着两个羊角辫，眼睛又大又亮。穆晚秋蹲下身，柔声说：“家慧长高了。”
“穆老师，你还会教我弹琴吗？”
“当然会。”
客厅里，三角钢琴立在落地窗前。家慧拉着穆晚秋往钢琴边走：“穆老师，我现在就弹给你听！”
孩子的手指在琴键上跳跃，虽然稚嫩，但每个音符都认真。穆晚秋坐在她身边，看着这个“教了两年”的学生，心里涌起复杂的情感。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但她必须把这些当作真的。
一曲弹罢，家慧期待地看着她。
“弹得很好，”穆晚秋由衷地说，“节奏很稳，感情也到位。”
女孩开心地笑了，扑进她怀里。
午饭时，梁太太不停给穆晚秋夹菜：“对了，后天晚上在家里办个晚宴。”
第三天下午，陈子安带穆晚秋去看秋实贸易公司。办公室在皇后大道中一栋五层高的洋楼里，墙上挂着约翰·卡明斯的照片，浅棕色头发，蓝眼睛，温和地微笑着。
“公司主要做茶叶和丝绸出口，”陈子安递过账本，“有三个可靠职员。等您和卡明斯同志‘结婚’后，会以老板娘身份正式见他们。”
傍晚，穆晚秋换上墨绿色丝绒礼服。六点半，门铃响了。
门外站着约翰·卡明斯。他比照片上更高些，四十出头，穿着剪裁合体的灰色西装，手里拿着一束百合花。
“晚秋。”他说，中文带着英伦腔调。
穆晚秋露出恰到好处的笑容：“约翰。”
卡明斯走进来，将花递给她：“送给你的。”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们像排演话剧般梳理虚构的过往，在梁家晚宴的初遇，浅水湾的约会，太平山顶的求婚。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梁家的晚宴上。”卡明斯说，“那天你穿了一件浅蓝色绣玉兰的旗袍，弹的是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
穆晚秋点头：“是的。你说这首曲子让你想起了伦敦的雨夜。”
“然后我开始频繁去梁家做客，名义上是和梁先生谈生意，其实是为了听你弹琴。”卡明斯继续说，“一个月后，我邀请你去浅水湾吃饭。你有些犹豫，因为觉得我们认识时间太短。”
“但梁太太鼓励我去。她说你是个正派人。”
“求婚是在二月。”卡明斯的声音变得柔和，“我带你去太平山顶看夜景。那天很冷，我给你披上我的外套。在山顶的观景台，我拿出戒指，问你是否愿意嫁给我。你哭了，点头说愿意。”
穆晚秋闭上眼，把这些场景在脑海里具象化。她必须让这些画面鲜活起来，像真的发生过一样。
“这不是演戏，晚秋同志。”卡明斯严肃地说，“这是战斗。”
梁家的晚宴上，穆晚秋挽着卡明斯的手臂，微笑着应对每一位客人。水晶吊灯洒下温暖的光，长桌上摆满精致的菜肴。
“这位就是卡明斯先生，晚秋的先生。”梁太太热情地介绍，“他们是在我这里认识的，我算是半个媒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