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住所那场不欢而散的争吵，如同投入滚油的水滴，炸开后留下的是更长久的、令人窒息的灼热与狼藉。那句冰冷的“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像一道无形的裂痕，将张艳红与她的血亲们短暂地、却又泾渭分明地隔开了。接下来的两天，那套位于城市边缘、陈旧简陋的房子里，弥漫着一种诡异的、低压的沉默。不是和平，而是暴风雨过后的、各自舔舐伤口、积蓄力量、酝酿着更激烈冲突的僵持。
张建国最终还是去了那家安保公司报到。现实的压力，口袋里迅速干瘪的钞票，以及那看不到任何更好希望的未来，迫使他暂时低下了那自诩“怀才不遇”的头颅。每天早出晚归，穿着不合身的保安制服，站在陌生的写字楼门口或地下车库，忍受着往来白领或业主或明或暗的打量，回家后总是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将满腹的怨气和屈辱化作对妻儿的呵斥，或是更长时间的、对着廉价手机的沉默。
李桂兰的咒骂少了些，但那张刻薄的嘴并未停歇，转而化为更加琐碎和持续的抱怨——抱怨房子太旧，爬楼太累，抱怨南城的菜价太贵，抱怨孙子没有玩伴，抱怨儿子工作辛苦钱还少，抱怨女儿狠心不管……每一句抱怨，都像细小的砂石，磨蚀着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关系，也磨蚀着王美凤本就所剩无几的耐心和强强天真的笑容。
张守业则更加沉默了。他常常长时间地坐在那张硬邦邦的旧沙发上，对着空荡荡的、泛黄的墙壁，吧嗒吧嗒抽着劣质卷烟，浑浊的眼睛里翻涌着复杂难明的情绪——算计、不甘、被忤逆的愤怒，以及一丝对现状的无力。他不再轻易开口，但每一次开口，都带着一种阴沉沉的、家长式的裁决感，试图重新掌控这个早已失控的局面。
而张艳红，在度过最初心力交瘁的几天后，强迫自己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推迟的春季新品复盘会议，她交出了一份超出韩丽梅预期的详尽报告。韩丽梅对此没有任何赞许，只是公事公办地听完汇报，提出几个尖锐的问题，然后布置了下一阶段的任务。张艳红知道，那场办公室闹剧的红线还在，老板的“最后一次援助”和三个月的期限，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她必须用加倍的努力和无可挑剔的工作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来换取这短暂的喘息之机，以及……或许存在的、渺茫的转机。
但家庭的阴影，如同跗骨之蛆，从未远离。父母的沉默是压力，兄长的怨气是压力，嫂子的唉声叹气是压力，甚至连侄子强强偶尔打来的、带着哭腔问“姑姑什么时候来看我”的电话，都成了压在她心头的重负。她知道，那场争吵只是将矛盾暂时压抑，而非解决。临界点已经达到，崩溃只需要一个火星。
火星，很快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被点燃了。
起因是强强的一次意外生病。南北方气候差异，加上环境陌生、心情压抑，孩子先是感冒，继而发展成高烧。深更半夜，王美凤急得六神无主，张建国刚下夜班累得倒头就睡叫不醒，李桂兰除了哭骂女儿狠心不管侄儿死活，也想不出办法。最后，是老谋深算的张守业，用他那部老旧的手机，拨通了张艳红的电话。
电话里，父亲的声音是前所未有的严厉，甚至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属于家长的“命令”：“你侄子发高烧，四十度，说胡话了！马上打钱过来，我们要送他去医院！大医院的急诊！你那个老板不是有本事吗？让她帮忙联系最好的儿科医生！马上！”
没有询问，没有商量，只有理所当然的索取和命令。仿佛张艳红是他们随时可以提款的ATM，和无所不能的人脉中心。
张艳红在深夜的公寓里，握着发烫的手机，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夹杂着孩子难受哭啼、母亲尖利抱怨和父亲严厉命令的混乱背景音，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她解释南城有外来务工医保可以办理，有社区医院可以就近处理，高烧可以先物理降温并呼叫120急救车……但所有的理性建议，在电话那头一片“心狠”、“不管侄子死活”、“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哭骂和指责声中，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最终，她还是连夜赶去了那个位于城市边缘的、她并不想踏足的小区。不是被亲情打动，而是被那种“如果不做，就会背负逼死侄子罪名”的巨大恐惧和道德绑架所驱使。她垫付了急诊费用，陪着在医院折腾了大半夜，强强是急性肺炎，需要住院几天。期间，李桂兰的咒骂没有停过，从骂她“没良心拖到现在才来”，到抱怨医院条件差、医生不负责，最后又绕回“要是早听我们的，让那个姓韩的安排好学校、好房子，强强怎么会遭这种罪！”
王美凤在一旁默默垂泪，偶尔看向张艳红的眼神，也带上了更深的怨怼。张建国直到天亮才匆匆赶到，得知住院押金是妹妹交的，也只是阴沉着脸“嗯”了一声，连句谢谢都没有。
当清晨第一缕惨白的阳光照进充满消毒水气味的儿科病房时，张艳红站在走廊尽头，看着玻璃窗外逐渐苏醒的城市，感到一种彻骨的疲惫和冰冷。她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无休止的索取，无底洞般的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沉重的道德绑架和怨恨。韩丽梅给的三个月期限，不是缓冲，而是倒计时。在倒计时结束前，必须有一个了断。无论这个了断，有多么痛苦，多么决绝。
张建国最终还是去了那家安保公司报到。现实的压力，口袋里迅速干瘪的钞票，以及那看不到任何更好希望的未来，迫使他暂时低下了那自诩“怀才不遇”的头颅。每天早出晚归，穿着不合身的保安制服，站在陌生的写字楼门口或地下车库，忍受着往来白领或业主或明或暗的打量，回家后总是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将满腹的怨气和屈辱化作对妻儿的呵斥，或是更长时间的、对着廉价手机的沉默。
李桂兰的咒骂少了些，但那张刻薄的嘴并未停歇，转而化为更加琐碎和持续的抱怨——抱怨房子太旧，爬楼太累，抱怨南城的菜价太贵，抱怨孙子没有玩伴，抱怨儿子工作辛苦钱还少，抱怨女儿狠心不管……每一句抱怨，都像细小的砂石，磨蚀着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关系，也磨蚀着王美凤本就所剩无几的耐心和强强天真的笑容。
张守业则更加沉默了。他常常长时间地坐在那张硬邦邦的旧沙发上，对着空荡荡的、泛黄的墙壁，吧嗒吧嗒抽着劣质卷烟，浑浊的眼睛里翻涌着复杂难明的情绪——算计、不甘、被忤逆的愤怒，以及一丝对现状的无力。他不再轻易开口，但每一次开口，都带着一种阴沉沉的、家长式的裁决感，试图重新掌控这个早已失控的局面。
而张艳红，在度过最初心力交瘁的几天后，强迫自己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推迟的春季新品复盘会议，她交出了一份超出韩丽梅预期的详尽报告。韩丽梅对此没有任何赞许，只是公事公办地听完汇报，提出几个尖锐的问题，然后布置了下一阶段的任务。张艳红知道，那场办公室闹剧的红线还在，老板的“最后一次援助”和三个月的期限，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她必须用加倍的努力和无可挑剔的工作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来换取这短暂的喘息之机，以及……或许存在的、渺茫的转机。
但家庭的阴影，如同跗骨之蛆，从未远离。父母的沉默是压力，兄长的怨气是压力，嫂子的唉声叹气是压力，甚至连侄子强强偶尔打来的、带着哭腔问“姑姑什么时候来看我”的电话，都成了压在她心头的重负。她知道，那场争吵只是将矛盾暂时压抑，而非解决。临界点已经达到，崩溃只需要一个火星。
火星，很快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被点燃了。
起因是强强的一次意外生病。南北方气候差异，加上环境陌生、心情压抑，孩子先是感冒，继而发展成高烧。深更半夜，王美凤急得六神无主，张建国刚下夜班累得倒头就睡叫不醒，李桂兰除了哭骂女儿狠心不管侄儿死活，也想不出办法。最后，是老谋深算的张守业，用他那部老旧的手机，拨通了张艳红的电话。
电话里，父亲的声音是前所未有的严厉，甚至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属于家长的“命令”：“你侄子发高烧，四十度，说胡话了！马上打钱过来，我们要送他去医院！大医院的急诊！你那个老板不是有本事吗？让她帮忙联系最好的儿科医生！马上！”
没有询问，没有商量，只有理所当然的索取和命令。仿佛张艳红是他们随时可以提款的ATM，和无所不能的人脉中心。
张艳红在深夜的公寓里，握着发烫的手机，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夹杂着孩子难受哭啼、母亲尖利抱怨和父亲严厉命令的混乱背景音，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她解释南城有外来务工医保可以办理，有社区医院可以就近处理，高烧可以先物理降温并呼叫120急救车……但所有的理性建议，在电话那头一片“心狠”、“不管侄子死活”、“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哭骂和指责声中，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最终，她还是连夜赶去了那个位于城市边缘的、她并不想踏足的小区。不是被亲情打动，而是被那种“如果不做，就会背负逼死侄子罪名”的巨大恐惧和道德绑架所驱使。她垫付了急诊费用，陪着在医院折腾了大半夜，强强是急性肺炎，需要住院几天。期间，李桂兰的咒骂没有停过，从骂她“没良心拖到现在才来”，到抱怨医院条件差、医生不负责，最后又绕回“要是早听我们的，让那个姓韩的安排好学校、好房子，强强怎么会遭这种罪！”
王美凤在一旁默默垂泪，偶尔看向张艳红的眼神，也带上了更深的怨怼。张建国直到天亮才匆匆赶到，得知住院押金是妹妹交的，也只是阴沉着脸“嗯”了一声，连句谢谢都没有。
当清晨第一缕惨白的阳光照进充满消毒水气味的儿科病房时，张艳红站在走廊尽头，看着玻璃窗外逐渐苏醒的城市，感到一种彻骨的疲惫和冰冷。她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无休止的索取，无底洞般的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沉重的道德绑架和怨恨。韩丽梅给的三个月期限，不是缓冲，而是倒计时。在倒计时结束前，必须有一个了断。无论这个了断，有多么痛苦，多么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