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流不止，为君子儒者，不能自拔流俗之中以守先王之道，亦且信其妄而隮之羲、文、周、孔之闲、芜其微言，叛其大义，徒以惑民而导之于险阻。
呜呼！拓拔氏夷也，而知禁之；为君子儒者，文之以淫辞，而尊之为天人之至教，不谓之异端也，奚可哉？程子鄙康节之术而不屑学，康节之术，委巷之师也。
四
拓拔氏太和九年，从李冲之请，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此里长之名所自昉也。冲盖师周礼之遗制而设焉。
乃以周制考之，王畿为方千里，为田九万万亩，以古亩百步今亩二百四十步约之，为田三万七千万有奇，以今起科之中制准之，为粮大约二百二十万石，视今吴县、长洲二邑之赋而不足，则其为地也狭，为民也寡矣。
周之侯国千八百，视今州县之数而尤俭也。以甚狭之地，任甚寡之民，区别而屑分之也易。且诸侯制赋治民之法，固有不用周制者，如齐之轨里，楚之牧隰，不能强天下以同也。
以治众大之法治寡小，则疏而不理；以治寡小之法治众大，则渎而不行。故周礼之制，行之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未必效者多矣。
三长之立，李冲非求以靖民，以覈民之隐冒尔。拓拔氏之初制，三五十家而制一宗主，始为一户，略矣，于是而多隐冒。冲立繁密之法，使民无所藏隐，是数罟以尽鱼之术，商鞅之所以彊秦而涂炭其民者也。
且夫一切之法不可齐天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吾说也。地有肥瘠，民有淳顽，而为之长者亦异矣。
民疲而瘠，则五家之累耑于一家；民悍而顽，则是五家而置一豺虎以临之也。且所责于三长者，独以课覈赋役与？抑以兼司其讼狱禁制也？
兼司禁制，则弱肉强食，相迫而无穷；独任赋役，则李代桃僵，交倾而不给。黠者因公私敛，拙者奔走不遑，民之困于斯极矣。非商鞅其孰忍为此哉？
夫民无长，则不可也，隐冒无稽，而非违莫诘也。乃法不可不简，而任之也不可不轻，此王道之所以易易也。
然则三五十家而立宗主，未尝不为已密，而五家栉比以立长，其祸岂有涯乎？
民不可无长，而置长也有道；酌古今之变，参事会之宜，简其数而網不密，递相代而互相制，则疲羸者不困，而强豪者不横。若李冲之法，免其赋役，三载无过，则升为黨长，复其三夫，吾知奸民之恣肆无已矣。
要而论之，天下之大，田赋之多，人民之众，固不可以一切之法治之也。有王者起，酌腹里边方、山泽肥瘠、民人众寡、风俗淳顽，因其故俗之便，使民自陈之，邑之贤士大夫酌之，良有司裁之，公卿决之，天子制之，可以行之数百年而不敝。而不可合南北、齐山泽、均刚柔、一利钝，一概强天下以同而自谓均平。盖一切之法者，大利于此，则大害于彼者也。如之何其可行也！
五
齐以民闲谷帛至贱，而官出钱糴买之，亦权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民之所为务本业以生，积勤苦以获，为生理之必需，佐天子以守邦者，莫大乎谷帛。
农夫终岁以耕，红女终宵而纺，偏四海，历万年，唯此之是营也。然而婚葬之用，医药之需，鹽之资，亲故乡邻之相为醻酢，多有非谷帛之可孤行，必需金钱以济者。
乃握粟抱布，罄经年之精髓适市，而奸商杂技挥斥之如土芥；故菽粟如水火，而天下之不仁益甚。孟子之言，目击齐、梁之饿莩充涂、仇杀相仍者言也，非通论也。
乃当其贵，不能使贱，上禁之弗贵，而积粟者闭糴，则愈腾其贵；当其贱，不能使贵，上禁之勿贱，而怀金者不雠，则愈益其贱；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
无已，贱则官糴买之，而贵官糶卖之，此“常平”之法也。而犹未尽也。官糴官买，何必凶年而糶卖乎？
以饷兵而供国用，蠲民本色之征，而折金钱以抵谷帛之赋，则富室自开廪发笥以敛金钱，而价自平矣。故曰：权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
乃若王者之节宣也有道，则亦何至谷帛之视土芥哉！金钱不敛于上而散布民闲，技巧不淫于市而游民急须衣食，年虽丰，桑蚕虽盛，金钱贱而自为流通，亦何待官之耀买，而后使农夫红女之不困邪？故粟生金死而后民兴于仁。菽粟如水火，何如金钱之如瓦砾哉！
六
拓拔宏诏群臣言事，李彪所言，几于治道，君子所必取焉。其善之尤者，曰：“父兄系狱，子弟无惨容，子弟被刑，父兄无媿色，宴安自若，衣冠不变，骨肉之恩，岂当如此？父兄有罪，宜令子弟肉袒诣阙请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