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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宇文泰，张轨瞬间声情并茂：“宇文泰文能治国，武能平乱。”
斛斯椿忍不住嘀咕：“如果当真如此，那倒是可以依靠的。”
得知贺拔岳的死讯，斛斯椿一度十分沮丧，此刻重又恢复几分光采，经过与元修多番商议，二人终于达成共识，不管主持西方的是贺拔岳还是宇文泰，都一定比高欢要值得亲近。
元修很快就着手西上的计划，先让宇文泰派二千骑兵，驻防东雍州，在声势上支援，同时让宇文泰率主力稍稍向东移动，并让宇文泰担任总监察长、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总司令官、封略阳县公，代表皇帝行使职权。
当时华山王元鸷是徐州督导官，但高欢让徐州总司令官邸珍接管城防，其他像建州督导官韩贤和济州督导官蔡俊，都是高欢的人，元修为了实现独立的宏伟目标，特别下诏撤销建州，以排除韩贤，又让监察官弹劾蔡俊，而派汝阳王元叔昭接任。
高欢第一时间表达不满：“蔡俊对国家有功，不应夺取他的官位，汝阳王品德高尚，应该当大州州长，我弟弟高琛，正担任定州督导官，可以免去他的职务，改由汝阳王接任。”
元修当然不同意，并且让斛斯椿兼领军将军，对河南关西各州司令官及督导官，都改派新人担任，还增设贵族子弟禁卫别动军六百人，又增设骑兵军官禁卫别动二百人。
万众嘱目的时刻终于要到了。
534年5月10日，元修下诏戒严，征集黄河以南各州人马，在洛阳举行盛大阅兵，南自洛水，北到邙山，营帐此起彼伏，对外宣称准备御驾亲征萧梁，实则想突袭高欢的老巢晋阳，
6月6日，元修下密诏给高欢，说：“宇文泰和贺拔胜阴谋背叛国家，所以我表面假装南征，事实上是暗中对付他们，大王应该在声势上进行援助。此信事关重大，读过之后，立即烧掉。”
高欢的耳目并未被蒙蔽，元修近来的一系列小动作，他都悉数掌握，所以根本不信元修的这套说辞，不久便回奏说：“荆州、雍州既然要叛离中央，我已秘密动员三万人马，横渡黄河，向西出击，又让恒州督导官库狄干率军四万，自来违津西渡黄河，领军将军娄昭率军五万，讨伐荆州，冀州督导官尉景率山东武装部队七万、骑兵突击队五万，南下讨伐江左，全军进入戒备状态，等候进一步指示。”
貌似尽忠报国，但高欢这道奏章更多的是在夸耀自己的实力，想让元修知难而退——高欢至今想象不到元修那颗想要脱离控制的心是有多么强烈，强烈到可以不顾一切，俨然一副“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决绝。
元修知道高欢已洞察他的阴谋，而且有了充分的应敌准备，所以突袭晋阳怕是难以实施了，只好把高欢的奏章拿出来，交给亲信高阶层官员讨论应对之策。
高欢也在并州总部召集高级幕僚会议，商讨如何把这件恶心事妥善解决，因为对方是皇帝，武力镇压显然是行不通的，可是一味放任其自由，万一和西方相勾结，便是巨大的隐患。
然而高欢毕竟不想做乱臣贼子，即便最后终难免武力解决，但起码还是要表现出一副忠贞的姿态，很快再度上疏说：“我承受陛下宠信的弄臣家奴伤害，他们从中挑拨离间，于是使陛下一夕之间，对我兴起怀疑猜忌，我如果胆敢辜负陛下，愿身受上天惩罚，子孙灭绝，陛下如果相信我的这份赤心，就请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对一二谄媚份子，希望能逐出政府。”
几天后元修也进行了官方回复：“我没有动用一尺长的兵器，安坐在那里就当上天子，正像俗语所说，生我者父母，使我尊贵者是高王，我如果无缘无故背弃高王，计划征伐大事，我也甘愿受上天惩罚，子孙灭绝，像你所发誓言一样。
近来因担忧宇文泰变乱，贺拔胜响应，所以下令戒严，打算与大王互相支援。经过一段时间，而今密切观察他们的行动，发现并没有背叛的迹象，至于东南地区不肯顺服，时日已久，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可是我们的户口却减少一半，不应再主张一切问题都用武力解决。
我十分愚昧，不知道谄媚份子是谁？不久前诛杀高乾，岂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可是大王面对高昂（高敖曹），却忽然说他哥哥冤死，人们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这么容易欺骗？
就像我曾听说库狄干告诉大王：‘本来打算挑选一个软弱的当君王，想不到挑到一个年长的，竟然还不肯听话，只要给我十五天时间，就可以把他废除，再另外选一个。’说这样话的人，应是大王面前有功勋的人物，一般的谄媚份子怎么敢说这种话？
去年封隆之叛变逃亡，今年孙腾也逃亡，大王对二人既不加以处罚，又不押送洛阳，如此行径，谁不奇怪？大王如果对皇家忠心，为什么不砍下两颗人头送到洛阳？（两人都是高欢亲信，与元修关系破裂之后，两人及时逃奔晋阳。）
大王在奏章上虽然强调西攻宇文泰，可是事实上四路大军并没有，有的只是南下洛阳，说这话的人连自己都会诧异，听到的人怎么会不惊疑？大王如果心平气和地安坐北方，我这里纵然有百万大军，也没有冒犯大王的野心，大王军旗如果指向南方，我纵然没有一匹马，没有一辆车，也打算赤手空拳抵抗到死。
提到宇文泰，张轨瞬间声情并茂：“宇文泰文能治国，武能平乱。”
斛斯椿忍不住嘀咕：“如果当真如此，那倒是可以依靠的。”
得知贺拔岳的死讯，斛斯椿一度十分沮丧，此刻重又恢复几分光采，经过与元修多番商议，二人终于达成共识，不管主持西方的是贺拔岳还是宇文泰，都一定比高欢要值得亲近。
元修很快就着手西上的计划，先让宇文泰派二千骑兵，驻防东雍州，在声势上支援，同时让宇文泰率主力稍稍向东移动，并让宇文泰担任总监察长、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总司令官、封略阳县公，代表皇帝行使职权。
当时华山王元鸷是徐州督导官，但高欢让徐州总司令官邸珍接管城防，其他像建州督导官韩贤和济州督导官蔡俊，都是高欢的人，元修为了实现独立的宏伟目标，特别下诏撤销建州，以排除韩贤，又让监察官弹劾蔡俊，而派汝阳王元叔昭接任。
高欢第一时间表达不满：“蔡俊对国家有功，不应夺取他的官位，汝阳王品德高尚，应该当大州州长，我弟弟高琛，正担任定州督导官，可以免去他的职务，改由汝阳王接任。”
元修当然不同意，并且让斛斯椿兼领军将军，对河南关西各州司令官及督导官，都改派新人担任，还增设贵族子弟禁卫别动军六百人，又增设骑兵军官禁卫别动二百人。
万众嘱目的时刻终于要到了。
534年5月10日，元修下诏戒严，征集黄河以南各州人马，在洛阳举行盛大阅兵，南自洛水，北到邙山，营帐此起彼伏，对外宣称准备御驾亲征萧梁，实则想突袭高欢的老巢晋阳，
6月6日，元修下密诏给高欢，说：“宇文泰和贺拔胜阴谋背叛国家，所以我表面假装南征，事实上是暗中对付他们，大王应该在声势上进行援助。此信事关重大，读过之后，立即烧掉。”
高欢的耳目并未被蒙蔽，元修近来的一系列小动作，他都悉数掌握，所以根本不信元修的这套说辞，不久便回奏说：“荆州、雍州既然要叛离中央，我已秘密动员三万人马，横渡黄河，向西出击，又让恒州督导官库狄干率军四万，自来违津西渡黄河，领军将军娄昭率军五万，讨伐荆州，冀州督导官尉景率山东武装部队七万、骑兵突击队五万，南下讨伐江左，全军进入戒备状态，等候进一步指示。”
貌似尽忠报国，但高欢这道奏章更多的是在夸耀自己的实力，想让元修知难而退——高欢至今想象不到元修那颗想要脱离控制的心是有多么强烈，强烈到可以不顾一切，俨然一副“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决绝。
元修知道高欢已洞察他的阴谋，而且有了充分的应敌准备，所以突袭晋阳怕是难以实施了，只好把高欢的奏章拿出来，交给亲信高阶层官员讨论应对之策。
高欢也在并州总部召集高级幕僚会议，商讨如何把这件恶心事妥善解决，因为对方是皇帝，武力镇压显然是行不通的，可是一味放任其自由，万一和西方相勾结，便是巨大的隐患。
然而高欢毕竟不想做乱臣贼子，即便最后终难免武力解决，但起码还是要表现出一副忠贞的姿态，很快再度上疏说：“我承受陛下宠信的弄臣家奴伤害，他们从中挑拨离间，于是使陛下一夕之间，对我兴起怀疑猜忌，我如果胆敢辜负陛下，愿身受上天惩罚，子孙灭绝，陛下如果相信我的这份赤心，就请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对一二谄媚份子，希望能逐出政府。”
几天后元修也进行了官方回复：“我没有动用一尺长的兵器，安坐在那里就当上天子，正像俗语所说，生我者父母，使我尊贵者是高王，我如果无缘无故背弃高王，计划征伐大事，我也甘愿受上天惩罚，子孙灭绝，像你所发誓言一样。
近来因担忧宇文泰变乱，贺拔胜响应，所以下令戒严，打算与大王互相支援。经过一段时间，而今密切观察他们的行动，发现并没有背叛的迹象，至于东南地区不肯顺服，时日已久，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可是我们的户口却减少一半，不应再主张一切问题都用武力解决。
我十分愚昧，不知道谄媚份子是谁？不久前诛杀高乾，岂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可是大王面对高昂（高敖曹），却忽然说他哥哥冤死，人们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这么容易欺骗？
就像我曾听说库狄干告诉大王：‘本来打算挑选一个软弱的当君王，想不到挑到一个年长的，竟然还不肯听话，只要给我十五天时间，就可以把他废除，再另外选一个。’说这样话的人，应是大王面前有功勋的人物，一般的谄媚份子怎么敢说这种话？
去年封隆之叛变逃亡，今年孙腾也逃亡，大王对二人既不加以处罚，又不押送洛阳，如此行径，谁不奇怪？大王如果对皇家忠心，为什么不砍下两颗人头送到洛阳？（两人都是高欢亲信，与元修关系破裂之后，两人及时逃奔晋阳。）
大王在奏章上虽然强调西攻宇文泰，可是事实上四路大军并没有，有的只是南下洛阳，说这话的人连自己都会诧异，听到的人怎么会不惊疑？大王如果心平气和地安坐北方，我这里纵然有百万大军，也没有冒犯大王的野心，大王军旗如果指向南方，我纵然没有一匹马，没有一辆车，也打算赤手空拳抵抗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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