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无奈便是，也许人的灵魂是生而自由的，但当一个人穷的叮当响，兜里连一两个铜板都没有的时候，那恐怕也谈不上什么选择的自由。
但当一个人的欧元账户里躺着八位数的存款，满口袋都是“自由”的时候，还能过着一种低调的苦行式的生活。
这样的人要不然心灵已经得到了全然满足，和那种满足感相比，那些醉生梦死的生活和所有转瞬即逝的欢乐，都已不再重要。
要不然……心中则怀着巨大的**，和那种强烈的**相比，往日里的一切享乐，也可以变得不再重要。
奥勒用叉子挑起盘子里的最后一粒西兰花，就着杯子里的最后一口无糖汽泡水送入了喉咙之中，他把保鲜餐盒收好，拿在手中，站起身。一个礼貌而疏远的眼神，就像一个无形的魔咒一样，用最为符合社会礼仪的方式，将拿着用口红写着电话号码的餐巾纸的靓丽同事，以及可能发生的“艳遇”，凝固到了几米以外的地方。
他迈步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把保鲜盒放到了一边，脱下外套，先用手机定了个闹钟。
然后。
他默默的看了电脑一眼，他的电脑锁屏屏保正是顾为经的那幅在前段时间拍出了2000万美元的魔笛。
奥勒很平静。
七年时间已经足够让奥勒的心灵像是阿尔卑斯山山脚下的湖水一样平缓，不会轻易的从眼睛中流露出自己的情绪变化。
他戴上耳机，把手平放在膝盖上，跟随着耳机里的音乐做起了放松冥想。
二十分钟以后。
手机的闹钟声响起，奥勒站起身，对着办公室里的穿衣镜整理好领带，披上外套。
“吃饱喝足，现在是战斗时间了。”
奥勒·克鲁格对自己说道。
几分钟后。
他出现在了银行顶层的董事长办公室门前。
“抱歉，奥勒。”
银行家的秘书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大叔，他认出了来人是董事长的儿子，他还是阻拦住了他。
“克鲁格先生暂时有事情要忙。”
奥勒站在了原地。
他轻轻的吸气。
奥勒一直不明白一件事情，这世界之上有无数人想要围着他转，这个世界上有无数人想要见他。
可他想要见到那些他想见的人，总是很难。
那些他想要去拼尽一切，努力去赢得对方尊重的人，总是不尊重自己。
克鲁格先生每天有无数人要见，他有自己的日程表。即使是奥勒，他想要在工作时间里见到董事长一面，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走内部办公系统里的预约流程。
对银行家说，如果一天到晚有总共五件事情要做，它们优先级从高到低，分别会是1、2、3、4、5。
1的大概相当于和德国央行的行长见面。
5大概相当于喂家里的猫。
那么和奥勒·克鲁格见上一面，这件事的优先级大约会是“3”或者“4”左右，连第二优先级都算不上，更谈不上是克鲁格先生的头等大事。
真遗憾。
打不过中央银行的行长不丢人，可在这场“谁能见到银行家”较量里，奥勒·克鲁格信心也只够去打败家里的英国短尾猫，即使他也姓克鲁格，即使他是对方的亲生儿子……
大概是亲生的吧？
奥勒觉得，可能有必要重新去做一个亲子鉴定。
不被尊重，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侮辱，更何况，这样的轻慢来自于他的父亲本人。
奥勒重重的吐息。
他听从着自己的心理理疗师的建议，把满腔的不快，都在这次的呼吸之间从自己的胸腔之中吐掉。
亲子鉴定的事情姑且放到一边，从懂事起，奥勒很快就明白了，他的父亲从来不是那种小孩子哭闹就会把棒棒糖交到你的手心里的人。面对哭闹的小孩子，银行家只会挥挥手，一脸淡漠的让保姆快点把孩子带回房间里去。
淡漠是比责打更深层的嫌弃。
好在。
奥勒若还是那个哭哭涕涕的小孩子，那么他的工作卡根本就没有资格刷开这间通向银行顶层的私人电梯的大门。
对银行家来说，如果你对他有价值，就算你是从街上抱来孩子，也会比亲生的更加可爱些。
“是我搞错了么？我应该之前有过预约，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奥勒对秘书说道。
“是的。”
“时间是今天下午的两点钟。”奥勒抬起手腕，看着他腕部的那只朗格的机械手表：“现在的时间是两点过两分钟。”
“是的。”
秘书也像一只精密的钟表一样回答道，“两点零二分。”
“克鲁格先生说他有事情。”大叔挪动鼠标，看了一眼身边的电脑屏幕，“要是不愿意等的话，我也可以把预约改到下午五点整。”
奥勒想了想。
他走过去接了杯水，然后转身坐在了沙发上。
“算了。”
他平静的说道：“那我就在这里慢慢的等好了。”
……
大约三十分钟以后，奥勒终于获准能够走入克鲁格先生的办公室。
宽阔的办公室内，银行家正把脚跷在桌子上，椅部对着门口，盯着墙上的液晶电视发呆。奥勒顺着银行家的眼神望过去，液晶电视上所显示得既不是和重要人士的远程视频电话，也不是什么德国股市或者大洋彼岸的SP500指数的涨跌变化，而是正在放一场音乐会的录像。